阳春三月，风日晴和，广袤的秦岭群山中，万物复苏。不管是草本、木本、藤本，花儿们逐丽竞艳，繁星般点缀于翠屏绿幕之上。迎春、辛夷、铁筷子、山茱萸、连翘、柳、杨、忍冬、旌节、木姜子等等次第开放，循着花踪觅去，定然会惊喜的看到一只只小蜜蜂，冰肌玉骨，独步早春。它们闪动着晶莹剔透的翅膀，觅着花蜜，采着花粉，翩然起舞。“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这些熬过寒冬的小精灵，唱着欢乐的歌，采粉、采蜜、衔水，欣喜地不知疲倦地穿行于花丛间，奔忙在丛林和巢舍间，成为春天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这些小蜜蜂是中华蜜蜂，又称中华蜂、中蜂、土蜂，体躯较小，头胸部黑色，腹部黄黑色，全身披黄褐色绒毛。生物学分类上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膜翅目，蜜蜂科，东方蜜蜂的一个亚种，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当家品种，是森林群落及传统农业的主要传粉昆虫。野生环境中，它们一般栖息在蜜源植物丰富、临近水源、背风向阳的树洞、崖缝、石洞之中，有时也会飞临农家，以炕洞、木箱等为巢。与洋蜂比较，中蜂耐寒抗逆，更善于利用零星蜜源及花蜜浓度较低的植物，采集能力强、利用率高、采蜜期长，适应性、抗螨抗病能力强、消耗饲料少等优点，被与它一起生存的人类驯化，生产最优质的天然食品—蜂蜜。 中华蜜蜂野生种群在秦岭林区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2300米的针阔混交林中，这一区域森林覆盖率高，垂直地带性明显，地形地貌复杂，动植物种类繁多，构成了良好的中华蜜蜂栖息地，是蜜蜂与植物共存，生物多样性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具有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满足中华蜜蜂取食、迁飞、繁育等的生存需要。秦岭有种子植物197科，1007属，3446种，大多为蜜粉源植物。不同季节的蜜源植物，累计花期达到八个月以上，为中华蜜蜂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物质保障。本区气候温润多雨，以亚热带、温带过度植物为主。上层乔木有油松、华山松、锐齿栎、栓皮栎、板栗、榆树、椴树、漆树、盐肤木、青榨槭、白蜡、五角枫、红桦、白桦、铁杉、山杨等。中层有秦岭箭竹、华西箭竹、巴山木竹、绣线菊、山荆子、中华旌节、蔷薇、悬钩子、忍冬、胡枝子、山蚂蝗、连翘等。由于人为活动，原始植被破坏殆尽，多为次生林或灌木林。栽培种有玉兰、山茱萸、厚朴等。蜜粉源植物主要有漆树、椴树、柳、五倍子、山荆子、连翘、乌头、毛苕子、百合、忍冬等。 海拔2300-3500米区域，乔木树种主要有秦岭红杉、巴山冷杉、红桦、牛皮桦等，林内灌木主要有金背杜鹃、头花杜鹃、秦岭箭竹、香柏、华西银腊梅、杯腺柳、高山绣线菊等。这一地带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多风，环境比较恶劣，植物生长期短，土壤发育差，高山多冰磧地貌，蜜蜂活动较少。 多样化植物造化了多样化动物。与中华蜜蜂同域共生的秦岭脊椎动物82科642种，其中兽类142种，鸟类338种，两栖爬行类动物77种，昆虫类9902种。中蜂也是秦岭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珍稀物种的同域动物。尤其大熊猫，分布密度居全国之首，因此这里所产的蜂蜜也被称为“熊猫蜜”。 太白林区中华蜜蜂野生种群大约稳定在10万多群上下，每年的分蜂量跟上年的气候、物候及当年春季的气象密切相关。如果上一年风调雨顺，气候适宜，蜜蜂食物充足，它们就会大量分蜂繁殖。先一年的蜜源植物生长发育不良及当年春季的霜冻、气温高低大波动、物候的提前或推迟，都会影响中蜂分蜂及总体数量，这一点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野外收蜂的难易和多少。人工养殖数量逐年增加，太白县养殖近年来存栏量保持在3.8万多箱，大流蜜期7万多箱。 中华蜜蜂作为秦岭林区野生动物成员之一，它与其栖息地的地理、水文、气候等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和其伴生植物、伴生动物高度融合，形成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协同发展关系，展现出强大的生存繁衍能力，是在秦岭林区中经过七千多万年的自然选择留存的最优良蜂种。中华蜜蜂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与其共生动物植物形成密不可分的生态系统。许多植物繁衍生存，中华蜜蜂功不可没。中华蜜蜂耐低温、出勤早、善于搜集零星蜜源，特别有利于高寒山区的植物，对本地植物授粉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西方蜜蜂，起着重要的平衡生态作用，西方蜜蜂的工蜂嗅觉灵敏度较低，不易发现分散、零星开花的低灌木和草本植物，与中国很多树种不相配，因此不能给这些植物授粉。当主要蜜源结束后，由于无法像中蜂一样依靠零星、分散的蜜源留在当地繁殖，需要追逐花蜜转地放养生存，无法替代中蜂的生态作用。中蜂被西方蜜蜂取代导致当地植物授粉总量降低，使多种植物授粉受到影响，一些种类的种群数量逐渐减少直至最终绝灭，结果导致森林中植物多样性减少。中华蜜蜂抗寒抗敌害能力远远超过西方蜂种，一些冬季开花的植物如无中华蜜蜂授粉，必然影响生存，因此中华蜜蜂对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由于毁林造田、滥施农药、环境污染等因素，特别是除草剂的使用，使其适生区环境急剧恶化，造成中华蜜蜂生存的严重危机。而引入的意大利蜂等洋蜂，是对中华蜜蜂最大的威胁。洋蜂对中蜂的威胁，一是对中蜂种群的破坏。人工饲养的洋蜂繁殖力强，群势强大，其工蜂个体体型大，相较中蜂，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而中蜂繁殖力较弱，维持群势较小，体型较小，和洋蜂相比存在天然劣势。洋蜂进入中蜂领地后，在早期由于还存在对蜜源环境的熟悉，在寻找蜜源过程中，会出现盗抢现象，极易引起中蜂应激病，造成中蜂飞逃。蜜源盛期尚能有短暂的和平共处。一旦外界蜜源稍显枯竭，洋蜂就会发动对中蜂的攻击，杀死中蜂蜂王，导致灭群。二是对中蜂栖息地的破坏。洋蜂耐寒性差、嗅觉灵敏度较低，不易发现分散、零星开花的低灌木和草本植物，与中国很多树种不相配，因此不能给这些植物授粉。当主要蜜源结束后，由于无法像中蜂一样依靠零星、分散的蜜源留在当地繁殖，需要追逐花蜜转地放养生存，这些特性使它在秦岭林区根本无法自主生存，替代不了中蜂的生态作用，使多种植物授粉受到影响，一些种类的种群数量逐渐减少直至最终绝灭，结果导致森林中植物多样性减少，进而影响到整个林区生态系统。三是引起中蜂疾病的发生和传播蔓延。洋蜂引起的中蜂疾病，一是引起中蜂的应激病。在洋蜂和中蜂共生区，由于不断受到洋蜂的侵扰，中蜂蜂群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出现巢温升高、蜂群烦躁、晾子烂子等应激症状，导致蜂群无法正常繁育生存，直至弃巢飞逃。二是带来各种传染性疾病。以中蜂囊状幼虫病（烂子病）危害最为严重，更是中蜂养殖场的噩梦，烂子病爆发期，封盖蛹大批死亡，呈囊状的虫体被拖出蜂箱外，繁殖受到严重影响，导致蜂群飞逃或灭群，严重时蜂群十不存一，甚至蜂场全毁。在人工中蜂养殖过程中，白糖的饲喂、蜂王的人工培育、引种杂交、西药对蜂病的治疗等人工措施，导致中蜂抗性严重下降，原生态和自然性逐步丧失，同时也影响到野生种群的生存安全。
自1896西方蜜蜂的优良品种如意大利蜂和喀尼阿兰蜂的引进和大量的繁育以来，中华蜜蜂受到了严重威胁，分布区域缩小了75%以上，种群数量减少80%以上。黄河以北地区，只在一些山区保留少量中华蜜蜂，如秦岭山区、长白山区、太行山区、燕山山区、吕梁山区、祁连山区等，并处于濒危状态；新疆、大兴安岭和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中华蜜蜂已灭绝，半山区处于濒危状态。 中华蜜蜂一旦完全灭绝，会影响整个与之有关的植物共生生态系统的变化。中华蜜蜂保护刻不容缓。 “纷纷穿飞万花间，终生未得半日闲。世人都夸蜜味好，釜底填薪有谁怜。”这是明朝王锦的《咏蜂》，描述了蜜蜂们不辞辛劳地采蜜、酿蜜，劳动果实被人们窃取的过程。从“釜底填薪”可以看出，古人取蜜是驱蜂后连同巢脾一起放入釜中架火融化熬制的，取蜜时间应该在秋季，气温较低，蜂蜜粘稠，需要加水加温稀释后才能取得，同时获得蜂蜡和“二蜜水”。这种取蜜方法一直流传至今，在秦岭山区，有些农户还在沿用此法。春季四五月，利用中蜂分蜂习性，放置木桶于背风向阳的石崖下，诱蜂进入，乘晚背回家中，任其辛勤劳作大半年，待秋后收成，一把火熏跑蜜蜂，割脾取蜜，窃取劳动果实。此时花期已近尾声，野外蜜源逐渐枯竭，失去食物的蜜蜂将难以存活。这种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式的取蜜方式对中蜂资源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难以永续发展，于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摸索总结出了人工养殖办法。 中国是中华蜜蜂的发源地，对中蜂的利用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采用捣毁蜂窝，火烧成蜂的方法，采集蜂蜜蜂蜡及蜂蛹。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一个叫有蟜氏的部落，他们以蟜为图腾，故称有蟜氏。《韵会》有蟜，释义为古诸侯，《晋语》少典娶于有蟜氏，有蟜氏，意为部落。关于“蟜”的解释：一、以部落和诸侯为姓或名。《礼·檀弓》季武子寝疾，蟜固不说齐衰而入见。《通志·氏族略》汉有逸人蟜愼。《山海经》蟜，其为人，虎文，胫有䏿，在穷奇东。 二、“蟜”，指蜜蜂。《枚乗·七发》：“使师堂操畅， 伯子牙为之歌……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蚑”，蜘蛛、蜈蚣等多足纲在地上爬行的动物。“蟜”有翅而有毒的会飞的昆虫。即马蜂、蜜蜂等昆虫纲膜翅目昆虫。“螻”，在土里活动的蟋蟀、蝼蛄等昆虫纲直翅目昆虫。“蚁”，蚍蜉，（膜翅目蚁科），白蚁（蜚蠊目白蚁科 ）等体型很小的昆虫。民以食为天，在有翅而有毒的会飞的昆虫中，唯有蜜蜂，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且可提供美食的动物，所以说，蟜就是蜜蜂。有蟜氏以蜂为图腾，善养蜂蚕，改变了这种对于蜜蜂来说是“既毁我室，又取我子”的原始掠夺式采集方法，而有意识地利用蜂群再生产能力，发展成用烟熏驱蜂，保留蜂巢，取部分蜂蜜，留足越冬蜂蜜，来年分蜂扩大再生产的“留蜜养殖法”。其代表人物就是女登。女登，又名安登，有蟜氏之女，炎帝的母亲，是有据可考的华夏始祖之一，她发明了养蜂、草鞋、蓑衣等。在秦岭林区及宝鸡、凤翔等地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女登教民养蜂的传说。在灵山和槐原建有女登祠，塑有老母金身，有历史传承悠久的女登庙会。除了盛大祭祀活动外，还有山社火、祈雨、求子、拜神、唱戏酬神、民间物资交流等各类活动。根据宝鸡金台桥镇一带的民间传说，女登死后葬在了桥镇（谐音“蟜冢”）的白荆山，有安登圣母祠。这些敬仰和传承，较为完整地保持了祭祀和庙会的历史文化形态。毛奇龄《天问补注》“登，女登也，亦名安登，炎帝之母也”。在《帝王世纪》记载有“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也，名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今宝鸡姜城堡一带）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1958年，在秦岭北麓，炎帝故里，西府宝鸡的金陵河畔，发现北首岭遗址，距今7100-5600年，持续一千余年。出土有彩陶钵、鹅蛋形三足罐和双联鼎等陶器，以及最早的龙纹图案。是早于西安半坡遗址的新石器文化与仰韶文化遗址，为女登、炎帝在这一带的活动提供了佐证，而我国的养蜂历史也可上溯至这一时期，比史料记载的东汉养蜂人姜岐要早将近3000-5000年。
女登是有蟜氏之女，是“中华养蜂第一人”。女登在渭水南岸教民养蜂，炎帝烧荒垦田发展农耕，受到大火的影响，女登只好把蜜蜂搬至渭水北岸长满国槐的塬上。忙于农事的炎帝在冬季闲暇时想起母亲，打着火把过河寻母至此，在次日母亲寿辰时，做好轿子要将母亲抬回南岸。女登不肯回去，炎帝就抬着母亲在槐塬转了一圈独自回到姜水畔。此后每年正月二十五炎帝都会举着火把连夜赶路，为母祝寿。这就是凤翔槐塬正月26排灯会及山社火等庙会的由来。这些庙会形式，展现出了农耕民众对女登身上所体现的创新、厚德、为民精神及炎帝农耕始祖的敬仰，同时也承载着对炎帝寻母这一最早的中国孝道文化的传承及女登教民养蜂绿色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涵。
女登改进了原始人从树洞、岩穴中寻取蜂巢，烧火赶走蜜蜂，捣毁蜂巢、将蜂巢连蜜带子一块带走的野外寻蜜办法。她利用蜜蜂习性，以木桶和人工结合，遵循蜜蜂天性和自然规律，保护了蜜蜂，兼顾蜜蜂利用，将野外收蜂及进行人工饲养的蜜蜂种群置于半野生境地，定地放养，并放任部分蜂群回归自然，进行野生变家养、家养变野生的不断循环，既以人工扩大其种群进行取蜜采蜡等经济利用，又不断和自然蜂群进行基因交流，保留其原生性。除过置巢取蜜外，尽量减少人工对蜂群的干预，不参与蜂群的工作。让蜜蜂来年再繁殖、再生产，提高了蜜蜂的生产效率，实现了蜜蜂的永续利用。 古法养殖多为木桶养殖。没有刀具斧斤的古人如何制作蜂桶呢，猜想他们定是用火来完成这一壮举的。火的发明，不但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而且成为制作生产工具的重要工具。在那一时期，炎帝用火烧荒垦田，不断扩大耕种土地，生产粮食。女登用火制作蜂桶等养蜂工具，发展壮大养蜂。他们用火将较为粗大的风倒风干的华山松、柳树、杨树等树干截成二尺多长的段木，火炭灼烧使其中空，涂抹蜂蜡，牛粪和泥糊严并留出蜂门，做成蜂桶，收蜂繁蜂。用牛粪和泥既不易开裂，其中含有的类蜂王物质也有利于招引蜂群，牛粪的使用，看似简单，却传承千年，蕴含先民朴素的智慧。 东汉时期出现了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养蜂专家姜岐，汉阳上邽（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人，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始移养蜜蜂并将其视为一种职业，并且传授给向他求教的人，最多时有三百人一同学习养蜂，促进了人工蜜蜂养殖的传播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蜂者招引蜂群，人工驯化，把野生状态的蜜蜂诱养到木箱、木桶中去，进行人工半野生养殖。这些养殖方法，都传承自女登。宋元时期是中蜂人工饲养发展的重要阶段。家庭养蜂较为普遍，出现了专业养蜂场。明清时期，养蜂者荟萃前人经验，总结了一套“分蜂－召收－留蜂－镇蜂－防护－割蜜－藏蜜－炼蜡”的技术。蜜蜂养殖及利用技术日趋完善。中华民族将野生中蜂逐步饲养为家养中蜂，经历了原始采集蜂蜜和人工饲养蜜蜂两个阶段，发展历程极其缓慢，养殖技术也几乎没有太大的发展，古老的中蜂养殖方法在民间至今流传。 宝鸡市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蜂产品集散地和全国蜂产品指导价格形成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 “中国蜜都”。2018年发布《宝鸡市“十三五”蜂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优惠富民政策，鼓励和扶持发展蜜蜂养殖业。中蜂养殖数量有了较快发展，存栏量15万群以上，但总体发展大而不强。宝鸡发展中蜂养殖自然环境优越，种质资源优良，蜜源植物丰富，养殖历史悠久，区位优势明显，各种优势得天独厚，占尽天时地利，但唯独缺少了文化内涵，没有将女登、炎帝等中蜂文化元素真正利用起来，没有做起具有文化内涵的中蜂品牌，蜂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打造中国蜜都，文化宣传先行。宝鸡背依秦岭，与秦岭密不可分。大秦岭经天纬地，合和天下，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哺育了渭河，哺育了关中，孕佑了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也保存了野生动植物最后的一片秘境净土。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府之国”。中华民族的神话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一带。大秦岭无可比拟的生态地位及自然环境与中蜂自然形成的高度融合，秦岭文化与蜜蜂文化的高度融合，道家文化与蜜蜂文化的高度融合，中医文化与蜜蜂文化的高度融合，以及“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善治国者必治水，善治水者必治山，善治山者先兴林，兴林之先在兴蜂”的论述，都凸显出中华蜜蜂与秦岭的生态地位、文化地位，需要我们继续深挖和宣传。 宝鸡是炎帝故里，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特别是关于女登和炎帝与蜜蜂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我们要采用树立女登雕塑、制作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展示炎帝寻母，女登教民养蜂场景，宣传承继女登炎帝母子孝道文化，开发女登教民养蜂绿色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涵，塑造 “中华养蜂第一人”女登，树立与众不同的养蜂始祖新形象，打造独特的地域历史蜂文化，增加中蜂产业文化元素，服务提升品牌建设。 建议将农历正月26日定为中国“养蜂者日”，以纪念女登和倡导养蜂，提高全民对蜜蜂的关注。 影响宝鸡蜂业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洋蜂和中蜂的同域放养问题。 中蜂洋蜂混合放养，会对中蜂种群及其栖息地群造成破坏，会引起中蜂疾病的发生和传播蔓延，也造成了两种蜜蜂养殖户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中蜂养殖户因为维护自身利益，往往拒绝洋蜂进入自己区域，而国家在这一块管理上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以致他们经常因为场地之争用尽手段，甚至大打出手，造成流血惨案。洋蜂带来的危害，损失惨重，教训深刻，但经过多年发展，洋蜂对平原区农作物授粉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受农药及经济收入等限制，平原区几乎没有中蜂养殖，中蜂特别稀少，而洋蜂弥补了这一空白，也有它不可或缺的经济和生态价值。建议从省级层面，对于洋蜂和中蜂养殖， “划区而治”，制定《蜜蜂品种区划》等法规，依法规范养蜂秩序，监督管理蜂产品生产环节及食品安全卫生要求的履行情况。成立专业科研机构，研究推广蜜蜂饲养和繁育通用技术和高产技术。在深山区建立中蜂保护区，严禁洋蜂进入，保护中蜂的遗传多样，给土生土长的中蜂划出一片“世袭”的领地，一个自由发展的“独立王国”，一片不受外界干扰的“净土”。保护所在环境中的中蜂个体和群体，保持中蜂生物的多样性和林区植物传花授粉的需要，并保护中蜂原生态环境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种内遗传变异度，促进秦岭中华蜜蜂的种群繁育，为扩大其生存空间提供保障，确保中华蜜蜂生态安全。在浅山区和平原区，可以划为洋蜂放养区，允许洋蜂放养，为农作物和经济树种传花授粉，最大限度的发挥它们各自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