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盛世兴林”的说法。然而，很少有人解释其来历以及深意。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大量查阅资料后，并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

    我以为，“盛世兴林”对应着“乱世毁林”。中国森林的大破坏，即发生在历次“乱世”时期。因此，欲说“盛世兴林”，必然要先说“乱世毁林”。

    之所以“乱世毁林”，根源在于林业生产周期长，加之林业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乱世，人们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政府没有足够财力，无法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吃了上顿没下顿。包括政府在内，大家急于挖抓现成，没有人做长远打算，不愿意去植树造林。当盛世来临，大家看好未来前景，加之政府也累积起财力，能够顾及长远，为子孙谋，阴及子孙，造福后代。这时，比较愿意也有能力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这就是盛世兴林的根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盛世兴教。教育更是盛世必做的事情。

         所有的投入，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获得投入带来的“好处”。政府的投入是公众之钱，投入的目的，当然是获得“公共产品”，主要是要取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私人的投入，目的完全不同，主要是要获得“私人产品”，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政府与私人投入用于不同方向，采取不同方式，这是经济机制高效运作、社会机制高效运作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情。林业投入属于哪一类，由谁来投资？现在，大家习惯说林业是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我以为，这个说法过于笼统，混淆了大林业内部不同部分在性质上的巨大差别。在大林业之中，有些具有公益事业性质，有些则具有产业性质，两者不能混淆。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必须将林业进一步细分。新时代的林业是大林业，是三元林业。所谓“三元林业”，即生态化林业、景观化林业、产业化林业。这三部分合在一起，即是“大林业”。

    产业化林业，也可以叫做“小林业”。“小林业”提供的产品是传统林产品，比如苹果、葡萄、柿子、梨、枣、桃、杏、猕猴桃、柑橘、核桃、板栗、花椒、油茶等，这些产出多是食品，所以是基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小林业虽然也具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主要目的是取得经济效益。这些林产品，带有私人性质，具有排他性，一旦甲消费了，这种林产品就会随之较少，这必然导致乙就不能消费。这种林产品，产权明晰，边界清楚，是完全可以进行市场交换的“私人产品”。实行“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政策。考虑到小林业的基础性，应当采取适当扶持的政策。

    生态化林业所提供的产品主要是生态服务，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吸碳放氧、净化空气等等生态功能。提供这些服务，需要森林永续利用，持续发展。这些服务，在消费时不具有排他性，甲的消费并不排斥乙的消费。甲的消费并不导致生态服务减少，并不影响乙的消费。况且，风、沙、水、土、碳、氧等都具有流动性。每一个消费者所消费的量难以精确计算，或者说计算成本过高，难以具体实施。加之消费者过于分散，使得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生态服务是难以进行市场交换的完全“公共产品”。事实上也没有人为享受生态服务埋单。这个职责只能交给中央政府。自然保护区的工作，停止采伐后国有林场的工作，几乎全部是提供生态服务的工作。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央的林业投入主要用于生态化服务林业项目，用在了“里子工程”上。

    景观化林业提供的产品是森林资源带来的景观服务。这种用于观赏的景观服务，主要为当地居民的消费服务。所谓身边增绿、身边造景，见缝插绿、处处造景，所谓河流绿化、道路绿化，以及社区绿化，这可增加当地居民的幸福感，改善区位发展条件，提高知名度，提升美誉度。由于消费者和消费数量难以计量。所以，林业景观服务只能界定为地方“公共产品”。当然由地方政府“埋单”。事实上，这些年地方政府所做的林业投入也主要用于景观林业，用于装点大地的“门面工程”上。

    当下，感觉比较困难的是，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之后的分林到户的集体林产权比较纠结。在集体林中的公益林，虽然林权到了户，但户的权利义务边界需要科学界定，以实现权利义务均衡、权利义务对等。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结构。农民守着林子，却得不到相应利益，这是当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亟待深入研究，并切实予以解决的事关林业长远发展的大事情。

    盛世兴林，不只是兴“小林业”，更是兴“大林业”。盛世兴林，不只是一个“兴”，更是三个“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个人要一起增加林业投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林业投入遵循一般公共产品投入的原则，企业个人林业投入则遵循一般市场法则。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盛世，这是兴林治山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恢复与重建森林，加快恢复与重建生态，为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

    党双忍，经济学教授，生态文化学者。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任陕西省林业局副局长、省林科院院长、大秦岭研究院院长。先后在省农业厅，宝鸡市委、市政府任职。出版《秦岭简史》、《学习力》、《中国树文化》、《制度并轨与城乡统筹》、《三农治理策论》、《知识农业与农业转型》等著作。近年来，致力创建秦岭学知识体系，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外交部、北京大学、省人大常委会等单位发表演讲上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