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就一直面临着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的问题。1936年初，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双方达成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的协议，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在东北军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联络员刘鼎，通过交通站的设立，采购急需物资。刘鼎认为，应该把交通站伪装成一所医院，这样，大量的医药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容易瞒过特务的耳目。

 为了给交通站物色合适人选，刘鼎前往上海求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向他推荐了在上海开设一家牙科诊所的德国医生温奇•海伯特。

 温奇•海伯特，中文名叫冯海伯。早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并获牙科博士学位，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1931年，他因参加反法西斯活动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出境，后经其朋友介绍来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牙科诊所。

 第一次见到冯海伯，刘鼎就对他说：“西安可比上海苦得多！”冯海伯眨了眨眼睛回答道：“对我来说，最苦的是没有工作干！”从此，这位德国共产党员就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36年6月，冯海伯与助手携带全部设备和药品来到西安。刘鼎雇了辆黄包车，邀冯海伯游览古城并勘察医院地址。他们转来转去看了几处房子都觉得不尽人意。当来到革命公园西沿崇廉路（今西七路 ）一线新落成的七贤庄公寓时，冯海伯眼睛一亮，连声说好。

 七贤庄公寓北靠城墙，东邻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是一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见此，刘鼎心中也是一喜，觉得这里房租虽然昂贵，但房子气派，特务势必心存畏惧，不敢前来捣乱，是一处难得的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地方。刘鼎一咬牙，拿出200块定金，将七贤庄一号院租了下来。

 “德国牙科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的铜字招牌很快在这里挂出，冯海伯诊所“开业”了。此时，刚从上海出狱途经西安去陕北的邓中夏夫人李夏明也被留下来，成为冯海伯的牙医助手和交通站机关工作人员。

 冯海伯在上海曾给张学良治过牙病，来西安不久又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有此招牌，自然吸引了不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校以及地方士绅的经常光顾，这些委实迷惑和震慑住了国民党特务，从而给刘鼎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此，刘鼎通过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以及其他朋友购买的各类物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里。再由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的汽车，或由王立人、刘向三出面雇请商车运往陕北。

 牙科诊所又是陕北“红中社”广播电台的转播中继站。当时，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武装力量与红军联合抗日。向全国各地转发无线电报是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之一，可是陕北苏区此时仅有一部电台，而且功率很小，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都收听不到。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在七贤庄建立一个转播电台。经过努力，交通站在一号院地下室安装了一部大功率电台，由彭绍坤与一位姓王的同志操作。他们白天收听陕北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讯稿或党的明码宣传文件，然后在夜深人静之时再转播出去。

 鉴于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刘鼎从未向冯海伯讲明安装电台的真实意图，也从未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作为早就从事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且深谙中国政治生活的共产党员，冯海伯对此心有灵犀。每当看见地下室放好收发报机，他便一声不响地在旁边帮忙。报务员一上机，他就拧开从上海带来的大功率收音机，把开关开到最大的位置，以干扰外界听到电台工作的声音。

 这部于1936年8月开始工作的电台，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时传播到国内以及东南亚、苏联、日本等国家的一些地区，很短时间就在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其意义何其重大！

 牙科诊所还成为联系陕北与上海、香港等地的桥梁。从南方各地前往陕北的不少中共地下工作者、爱国进步人士，都是通过这个秘密交通站联系安排的。

 1936年九、十月间，女作家丁玲来到西安。她是在遭特务绑架、在南京监狱里囚禁了三年之后被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出来的。通过潘汉年，丁玲不久便搬到了七贤庄，在牙科诊所里等候前往延安。

 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冯海伯说晚餐有客人来，要多杀几只鸡，多准备一些汤和点心、咖啡。平日里老成持重的他，此刻却表现出了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当饭菜准备停当，丁玲兴冲冲地走进客厅的时候，只见沙发上坐着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站立在窗前。丁玲几步赶了过去，同史沫特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悄悄地流在老朋友的衣襟上。冯海伯、李夏明、史沫特莱、丁玲团团围住斯诺，听他讲苏区见闻，讲毛泽东、周恩来和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讲苏区的老百姓和妇女儿童，观看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把五个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用三种不同的语言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熟睡中的市民也被枪声惊醒。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变故，冯海伯披衣下床，走到院子里四处张望。想起这天同史沫特莱的约会，他决定提前赴约，去西京招待所向史沫特莱打听消息。他拉开门闩，走出院子，沿北新街向南走去。此刻，街道两侧仍是漆黑一片，只有一线亮光微微透出东方天际。

 “谁？口令！”突然传来的一声断喝，把冯海伯吓了一跳。冯海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似乎听出语调中所含的威胁，稍一犹豫，拔腿就往回跑。“哗啦”一声，对方把子弹推上了枪膛。

 “站住！”冯海伯并没有停下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冯海伯身中三弹倒在路边。原来，这是杨虎城派来收拾一号院隔壁那家特务电台的部队，他们在警戒中不慎误伤了冯海伯。

 士兵们急忙架起冯海伯把他送回一号院。冯海伯忍着剧痛，拿起注射器给自己打了一剂强心针。李夏明扶他躺到藤椅上，听他说了事情经过。一个多小时后，冯海伯因失血过多而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意外事件。1936年12月19日至21日，《解放日报》接连三天刊登了王炳南撰写的讣告。

 在党中央和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安排下，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冯海伯遗体被安葬在西安南郊的一处公墓。送殡那天，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向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默默送别！

 冯海伯与古城西安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