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党的七大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身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歌剧，向大会献礼。
“白毛仙姑”是流传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说的是一位满身长白毛住在山洞里的“仙姑”，她法力无边，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持人间的一切福祸······经过选材，周扬决定以这则民间传说为素材创作歌剧。
改编工作由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至于作曲则几乎汇聚了音乐系所有的精兵强将：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等人。
邵子南很快就写出了演出本，曲作者们也按照剧本赋予的戏曲形式，以秦腔乐曲为基调为剧本配了曲。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及表演格调，《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为此，他明确地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其他人员不动。
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丁毅创作了最后一场）。新剧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地方恶霸黄世仁年关催债，逼死佃户杨白劳，污辱其女喜儿。喜儿被逼逃入深山成为“白毛女”。八路军来到这一地区，喜儿重见天日。
新剧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主题，而这恰恰正是创作之初周扬看出但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那个“新的东西”。
周扬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新创作的《白毛女》剧本。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
《白毛女》的定位是歌剧。对于歌剧艺术来说，最能表现它本色的是音乐。可是，《白毛女》的五位曲作者，他们谁也没有看过《茶花女》《蝴蝶夫人》这样的经典歌剧，对于源于西方的“歌剧”完全是陌生的。在五位作曲者中，只有在“鲁艺”音乐系任教的李焕之、向隅、瞿维三人对西洋歌剧略有所知，而且也仅限于书本上的那点皮毛知识。然而，五个年轻人却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义无反顾地投入创作。
周扬、张庚他们在调兵遣将组织《白毛女》创作班子时，又精心组织了对于导演、演员、舞美、服装、化妆等成员的选拔。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527名七大正式代表和908名列席代表一同观看了首场演出。朱德来了，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陈毅来了，叶剑英也来了······毛泽东来晚了，因为生怕惊扰了别人，就不声不响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看着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庞，演员们难免有些紧张，尤其是王昆，年仅19岁的她是第一次经历这样大的场面。然而，当“北风吹”的旋律奏响之后，她立即沉浸到悲惨的故事之中，歌声像甘洌的山泉流淌。
几乎所有的观众都陷入到白毛女的悲剧中不能自拔，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演戏啊！”可他的声音中也充满了悲怆。在大幕徐徐合拢的那一刻，那些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领袖们，那些金戈铁马的将军们也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泪水夺眶而出。
雷鸣般的掌声表明演出的成功。当时延安还没有演完戏首长上台接见演职人员的习惯，一般都是全剧终了时，观众鼓完掌就走人。这天却破了例。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邓颖超、罗瑞卿、刘澜涛等人都纷纷来到后台向剧组表示祝贺。
当周恩来得知整个剧组只有王昆一个人因唱段太多才能享受吃两个鸡蛋的待遇时，感慨万千地说：“同志们呐，你们真是太辛苦了！真是对不住你们啊！将来我们有条件了，一定改善大家的生活！”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观后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很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讲明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
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看到这样的结局，观众们感到大快人心。从此，《白毛女》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延安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解放区唱红了，全中国唱红了！一部戏能那样深入、那样普及、那样脍炙人口地对历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白毛女》肯定是首屈一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