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作为当年陕甘宁边区的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出现在毛泽东的论著中，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李鼎铭原是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清朝末年，曾在米脂创办小学，后来又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和小学校长，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由于他思想开明，为人正直，同情工农，拥护抗战，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1941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五年。日寇以其主要军事力量“扫荡”“蚕食”和“清剿”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积日趋缩小、物质条件愈来愈困难。

 为了积极应对这一局面，在1941年11月6日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共度难关。他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他还和其他领导人分别参加会议讨论，找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毛泽东的讲话使李鼎铭先生深深感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真诚之心。于是，他大胆向参议会递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调动边区军民的抗战积极性，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取胜，提高工作效能。

 精兵简政方案的提出，一开始并不很受欢迎，一些人还批评说， “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对李鼎铭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表示怀疑。

 然而，这条议案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点上煤油灯，反复翻阅精兵简政议案，并且边读边做记录。他还在议案上加了这样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供代表讨论时，李鼎铭应邀对议案做了详尽说明。李鼎铭先生话音刚落，毛泽东带头鼓掌，他走到台前，极其深刻、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批驳，同时对党内一些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教条主义框框和机关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批评。

 同年11月18日，精兵简政议案（编号第81案）在本届参议会上以165票多数通过。李鼎铭先生也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人从谏如流的做法使李鼎铭先生深受感动，他走上台，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虽年已六旬，但决心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为抗战胜利不遗余力。”

 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李鼎铭先生不负众望、不违己言，在推广、实施精兵简政这一政策中尽心尽力。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上，李鼎铭全面阐明了精兵简政的设想，要求政府编整年底前完成。之后，他协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多次发表政府训令，三次制定政府系统精兵简政方案，并深入基层搜集材料，了解实施进展，指导精兵简政工作。当年12月7日，李鼎铭还与林伯渠一起宴请新闻界、文艺界人士，宣传边区政府施政方针，为实施“精兵简政”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1942年5月4日，边区政府成立了由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七人组成的编整委员会。作为领导者之一，李鼎铭积极贯彻政府决议，努力做好各厅、局、处的编整工作，并对工作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总结，适时提出下一步的精简目标和具体办法。1944年1月7日，李鼎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陕甘宁边区政府简政总结》的报告，对上一年的精简工作，诸如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能和节约等五个方面的成绩进行了认真总结，并提出了今后尚须注意和改进的方面，为团结抗日和边区建设、特别是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关心、关注和支持着精兵简政工作。1942年9月7日，他以《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为题，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详细论述了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根本理由。此后，不仅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而且党中央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了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和推行了精兵简政这一正确政策，使抗日根据地克服了“鱼多水少”的矛盾，建立了紧缩、高效、灵活的党、政、军机构，同时与军民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减轻了人民负担，打破了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物质条件严重困难的局面。

  “精兵简政”，无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以及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