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11月 29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博古、萧劲光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抗大学员、延安各界群众，到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曾山等人。
在机场，毛泽东发表了名为《饮水思源》的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烈地欢迎王明呢？因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王明这次回来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尚方宝剑”。
临行前王明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抗日斗争主要应该依靠蒋介石，担心共产党力量发展会破坏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从而拖不住日本，使苏联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这次斯大林派王明回国就是转达这样的意思。
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讲话以共产国际的口吻强调党的工作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大肆宣扬国共两党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这些论点显然同毛泽东的正确观点有很大的原则性分歧。在早前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是与王明完全相反的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观点，认为抗战不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更不只是国民党的事，应该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要求把政府、民众和军队结合起来。共产党既要坚持统一战线，更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在抗战中起到领导一切抗日力量的主要作用。
除此以外，王明提出要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毛泽东则主张，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当是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王明的主张实际是执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
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结束后会餐的饭桌上，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两个盖着盖子的小搪瓷茶缸，毛泽东特意问王明：“绍禹同志，你猜一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不要揭开盖子，君子动口不动手。”
王明回答：“我猜嘛，是酒，对不对？”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猜对了一半，一杯是酒，一杯是水，是长征的时候我们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和延河的水。看来，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揭开盖子，看一看，闻一闻，必要时还得亲口尝一尝。”话中有话。
毛泽东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主张，本来在洛川会议上已经在全党形成共识，王明这次回国后到处宣传他的一套错误主张，又在党内制造了新的思想混乱。彭德怀后来回忆说：“会议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之后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泽东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他们的话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吧。”
这次会议增选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提出自己不愿继续负总责，有意让给王明。但此时的延安，已经不是1930年的上海，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一批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领袖人物都已成长起来了，成熟起来了。设不设总书记，由谁担任总书记一职，已经不能单凭谁能唬人、谁能整人、谁有后台支持就轻而易举地决定了。
会议最后博弈的结果是决定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双方打了一个平局”。
王明刚到延安时，毛泽东在各方面都给予了他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照顾。
比如在生活上，毛泽东和所有的红军官兵每月的津贴都是5元，却指定王明的津贴为6元。但王明却在下车伊始就摆出一副领袖架子，轻视别人。
他口若悬河，喜欢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说到兴起竟不时用俄语侃侃而谈。他喜欢讲自己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多么卓越的贡献，却把错误都推到别人头上；振振有词地吹嘘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红军官兵当时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普遍都很崇尚，感到王明身上有些神秘色彩，他的话迷惑了很多人。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到武汉担负长江局的领导工作，很快就走到目空一切、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地步。他对中央的工作横加批评，不经张闻天、毛泽东同意就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及声明，甚至随意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在长江局和中央闹独立，开始凌驾于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之上。他未经党中央同意，就擅自发布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其中提出，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实际上是要放弃边区政权和武装斗争。
王明等人回国后，党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到苏联反映情况。任弼时不负众望，同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反复交换了意见，陈述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季米特洛夫信任任弼时这位17岁就见到过列宁的中共党员，开始倾向于毛泽东。共产国际主席团通过了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文件，派王稼祥回国传达。
王明一直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散布谣言，蒙蔽同志。当他得知王稼祥已回国，并带来共产国际新的重要指示，便坐立不安，整日盘算指示的内容。很快，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通知王明离武汉赴延安参加会议，并明确指出，会议要听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明经过思考，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竟提出，要求毛泽东、党中央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他依仗自己是共产国际执委，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由他主持党中央全会。
针对他无理的要求及蛮横的态度，毛泽东予以有力地驳斥，他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抬我我也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函告王稼祥，请他速赴武汉和他单独会谈，想对王稼祥施加压力，以图歪曲共产国际指示。接到王明的信后，王稼祥立即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党中央让王稼祥给王明回电报，请他按时来延安听取中央的重要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1938年9月，王明与周恩来、徐特立等回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在会议上王稼祥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口头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已在华北取得游击战争战果的刘少奇，带头向王明发起了攻击。他用华北的事实把王明推到了被动的位置。10月12日，毛泽东同王明的斗争公开了，他在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问题，肯定了刘少奇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毛泽东当众宣布了政治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1937年的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曾决定中央不设总书记，实行书记处集体领导。但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负责牵头不行，如果都像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到1938年秋，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给出了毛泽东与王明谁对谁错的答案。党的六中全会决定：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最高领袖。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解决了王明问题，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担负了领导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与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对此，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评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