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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决定改变攻打长沙计划，命令部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此时，起义军由最初的5000余人，只剩1500余人。
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提议，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0日，在学校草坪上，毛泽东给起义部队做动员，他说，“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那口大缸！”
那天，有个12岁的学生与伙伴们趴在学校的墙头上，这一幕让他终生难忘。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使他从小树立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毛泽东领导下起义军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将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政治上官兵平等，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毛泽东团结和争取了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队伍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队伍壮大了，根据地巩固了，并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在总结战斗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朱德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1928年底，井冈山颁布了《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心欢喜，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
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扩大了红军影响，开辟创建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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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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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了一套1929年的红军军服。当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正是身着这套军服，参加日后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套正规的军服，军服设计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统一服装，只是毛泽东重整红四军的第一步。整个1929年，他都在思考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怎样的武装？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游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极端民主化和组织纪律涣散等不良倾向也开始蔓延。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思想未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认识不一致，大会未获结果。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此前，周恩来已经代中央起草一封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审定，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基本原则，要求中共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这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原是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廖家祠堂。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下了一场罕见的漫天大雪。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等120多人齐聚这里，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只是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等思想倾向。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结束后，便是1930年新年。红四军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元旦。
新年伊始，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古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大胆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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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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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训令。
训令指出，“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
这份被认为是中央红军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清晰地传达出一个讯号，在当时的形势下，红军主力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央苏区，实施突围转移。
中国共产党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中央红军为什么一定要转移？
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上空硝烟弥漫、气氛紧张。
经历了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开始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自任总司令，首先调集50万兵力，分三路围攻中央苏区。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放弃过去行之有效的运动战，而是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拼消耗。
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日益缩小。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当时“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央先后派遣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进。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10月7日，在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被中共情报人员送到周恩来手中。
转移，迫在眉睫。
面对万分凶险的形势，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9日发布了一份“行动日程表”。在这份手工绘制填写的表格中，周密地安排了10月10日至20日，队伍集结转移、休整补充的计划。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在出发前夕与贺子珍商量把儿子毛毛留在苏区。才满两岁的毛毛，正牙牙学语，讨人喜欢，可行军路上无法带上孩子，不得不忍痛分离。谁曾想，毛泽东、贺子珍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毛。
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因为妻子唐义贞怀孕在身，行动不便，无法一起转移。陆定一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永诀。他在得知唐义贞牺牲的消息后，写道：“失眠半个多月，从此，无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委员徐特立，特地赶到30里外的地方，和留守中央苏区的老友瞿秋白道别。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要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他特意将自己的马匹和强壮的马夫都换给徐特立。两人分别八个月后，瞿秋白英勇就义。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秋风寒……”
1934年10月17日晚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开始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
夜色中，中央苏区百姓满怀不舍和期盼，十里相送。
不知道中央红军这一走，要走多远、走多久。
大多数红军战士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一次悲壮的行军，一路枪林弹雨，几近山穷水尽，但红军战士胸中不灭的理想信念，如黑夜里熊熊燃烧的火把，指引着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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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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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所题的六个字,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幅题字。为什么在毛泽东心目中，遵义会议会有如此重的分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当时博古、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已布置好口袋阵，如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随后的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新年刚过，中央红军巧取黔北重镇——遵义。在城中这座国民党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崭新公馆里，即将召开一场酝酿许久、又迫在眉睫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晚上七点多，柏公馆二楼，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大家纷纷移动椅子。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比较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发言时间最长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水浒传》到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到“拼命主义”，侃侃而谈、诙谐幽默。
最后，毛泽东的发言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他说“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坐在房间门口的李德，无法理解那些中式幽默，但从大家的笑声中，他知道毛泽东的发言很受欢迎。
伤口还在化脓的王稼祥，体温很高，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建议其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35年2月底，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北部的天险——娄山关，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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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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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找来《长征组歌》，陪伴他度过了最后时光。长征，是周恩来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鼓舞他与病痛作斗争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3万人，不到十分之一”。为什么工农红军能把一次前路渺茫的仓促撤退，变成了一场向死而生的英勇进军，谱就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正是在崇高的革命理想与坚定政治信念支撑下，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抢渡大渡河......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开始走出失败的阴霾。
以往，人们大多知道中央红军翻越了夹金山等雪山。近些年经过考证踏勘发现，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中翻过的雪山，仅4000米以上的就有20多座。
在白雪皑皑的山上，有的战士停步坐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有的不慎滑下悬崖，长眠于此。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总兵力达10万余人，红军实力增强士气旺盛。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加严峻的挑战。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然而，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不愿北上，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等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川陕边界天险腊子口，随后占领哈达铺。
此时，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的红25军已经到达陕甘根据地，与当地红26军、红27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主力纵横11个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0月，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加上重新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中减员过半，张国焘在1936年6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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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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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罕见的六面密印。它通体木质。五面刻花，代表着加密信息。最后一面虽然四周有花纹，但中间是空白，一旦使用则表示“军情十万火急”！这枚印章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这是1936年7月12日，中共闽东泰南区党委使用的六面密印调动部队的紧急调令。当时被敌军包围的红军和游击队几乎与外界失联。在危机四伏之时就是这种密印，担负着南方红军游击队传递绝密军情的重任，也是彼此验证的印信。
时间回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部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领导。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同志率领约300人突围到达赣粤边油山、梅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坚持游击战。
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和，坚持斗争。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8省的鄂豫皖边、鄂豫边、皖浙赣边、湘鄂赣边、浙南、闽东、闽北、湘赣边、湘南、赣粤边、闽中、闽粤边、闽赣边、闽西和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为了坚定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信心和斗争决心，陈毅提出：“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必能燃遍万里江山”。
1936年冬，陈毅在游击战中经历了最为惊险的一次生死考验，由于叛徒出卖，他和项英等人在梅山的住地迅速被敌人包围。敌人以五个营的兵力在梅岭展开地毯式搜索。陈毅等人不得不昼伏草丛，夜间转移，他们没有粮食，靠着吃野果、野菜在寒冷的树丛中撑了20多天，情况危在旦夕。
期间敌人放火烧山，陈毅做好了牺牲准备，压在心头许久的思绪顷刻迸发，写下了“绝笔”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这位老人名叫刘士华，今年86岁。1936年8月陈毅腿伤复发，住进了他家二层阁楼中养伤，那一年他才一岁。他的母亲是中共地下交通员周篮，四处收集草药给陈毅进行治疗。疗伤期间，周篮时刻警惕，一旦发现敌情马上掩护陈毅转移至后山撤离。至今老人家中还保存着一张80多年前的珍贵照片。
【刘士华同期声】
这张照片就是陈毅1938年走的时候，留给我妈妈做纪念的，陈毅就讲“今后我们解放的话，我就抱着子孙来见你”，见我妈妈。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何叔衡、古柏、阮啸仙、贺昌、万永诚、毛泽覃等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保存了革命力量，坚持了游击根据地。
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前线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字幕】
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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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1936年12月1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蒋介石将军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他们为什么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
直到1991年，被蒋介石囚禁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在摄像机前说出当年的想法。“我反对内战，不愿意打内战，我一向讲对外的。”
1931年9月 18 日，日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4个月零18天就侵占了整个东三省。张学良和东北军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抵抗就退入山海关内。1935年，张学良和东北军被派到西北和十七路军一起“剿共”。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结束敌对状态。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意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从1936年10 月到12月，张学良数次面见或写信给蒋介石，反对继续“进剿”红军，遭到蒋介石拒绝，两人为此多次发生争辩。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就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替“剿共”。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均遭蒋介石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这是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教“高见”的电报译稿。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告，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
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后统一了意见，决定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抛却一党之利，制定和平解决方针，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
12月17日至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一到南京立即被蒋介石扣留。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协议。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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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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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一本英文杂志出现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手中。这本中文译名为《直言评论》的杂志，连续四期刊载了中共领袖毛泽东所写的一篇文章的英译版。
究竟是什么样的文章，能够引起这本杂志出版者的格外重视，以这样不多见的多期连载方式向海外传播？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日，一面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一面依托太行山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精心部署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1938年5月，抗战局势异常严峻。徐州失守，武汉告急，日军的铁蹄踏破大半个中国。中国抗战的前途究竟在哪里？有人持悲观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抱盲目乐观思想，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此时，在延安凤凰山下一个普通的窑洞里，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考。针对人们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迷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这一问题。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当时，毛泽东废寝忘食地在窑洞里写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坐在油灯前奋笔疾书。有时实在太困了，他就让警卫员打盆凉水洗洗脸，然后坐下来继续写。有一次他写得太入神，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都浑然不觉。
1938年5、6月间，毛泽东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激情洋溢的长篇演讲。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一个小国，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毛泽东明确地说：“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动员全国老百姓，就会陷敌于如灭顶之灾般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等缺陷，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演讲结束后，《论持久战》讲稿很快被整理出来，油印成册。并很快在延安《解放》杂志正式刊出，出版单行本。为了让海外人民更了解中国抗战，中共中央指示把《论持久战》译成了英文，在热爱和平的人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久以后，就有了由中外翻译家翻译的若干版本的《论持久战》英译本相继出版。
周恩来把《论持久战》基本精神向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并支持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对《论持久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事实证明，《论持久战》的问世，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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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持久战》思想指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开辟并巩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与日伪军作战1600多次，抗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
第十九集：百团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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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此时，八路军总部要下达这样一个重大的作战命令？
这是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华北、华中、华南，八路军、新四军开创的16块连片抗日根据地与日寇控制的大城市和铁路线呈犬牙交错的胶着状态。由于战线过长，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1939年初，日军相继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和日本国内调集7个师团又5个独立混成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制定三期《治安肃正大纲》，对华北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扫荡”和“囚笼政策”。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岗楼为锁，企图困死各抗日根据地。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日军的压力，将抗战前途寄托于国际援助之上的国民政府发生了动摇，妥协空气弥漫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内部。为打破日军“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妥协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定实施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
1940年8月20日22时，随着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路突击队猛虎下山般扑向“囚笼”的中心——正太铁路东段沿线的各个站点。一时间，日军被打懵了。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将士们骄傲地将旗帜插在了号称“天下第九关”的娘子关上，宣告着正太铁路破袭战首战告捷。
此次八路军大规模攻势，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八路军数十万将士在总长5000余里的破击线上，拔据点、夺关隘、毁交通、炸桥梁，使日本华北占领区的交通、通讯陷入瘫痪。
在这份《战役预备命令》上，可以看到，八路军最初部署的参战兵力是22个团。但当八路军总部作战科整理战况时，发现共有105个团20余万人参加了这次战役。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得知战役胜利的毛泽东发来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为争取更大的战果，华北八路军各部继续奋勇进击。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报道中记录了这样的情景：“整个华北地区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百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
备受打击的日军，开始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
照片上这位身着皮衣的正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他所在的位置距离关家垴战场不足500米。当时，日军冈崎大队500余人已经逼近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冲上最前线，指挥八路军血战两个昼夜，日军伤亡大半，仓皇而逃，八路军也付出重大牺牲。
1940年8月20日开始至12月初，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共大小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万人，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敌人大量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和“以战养战”阴谋，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
至1941年1月24日，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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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抑制了国民党内对日妥协的倾向，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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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四块石板，石板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刚劲有力。
这是毛泽东在1943年为新落成的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亲笔所题。
从1942年春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以如此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一场整风运动呢?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广大新党员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为提高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这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手写稿。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尖锐地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思想深邃的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
毛泽东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1941年9月，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对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王明“左”倾错误的实质作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为统一全党思想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报告，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为党的普遍整风作了准备。
整风运动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党整风学习。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长达近一年会议的最主要成果，是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是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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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的文献”微信公众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转自河北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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