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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出席过多次党代会的代表注意到，十二大会场撤掉了此前中央的领袖画像，改挂镰刀锤头组成的巨大党徽，但两侧的十面红旗仍然保留。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党徽与十面红旗的搭配布置会场的全国代表大会。从那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一直沿用这种布置。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和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明确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党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从第一线退出，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实现了党的领导机构新老结合和交替，成为党的十二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十二大结束一周后，在西去四川的列车上，邓小平向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介绍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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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许多消失已久的作家、艺术家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邓小平在大会祝辞中多次强调文艺的重要性，他说：“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

此时，邓小平为什么会着重强调文艺工作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呢？

随着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压抑已久的文艺创作很快迸发出勃勃生机。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此，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和“二为”方向一起，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遵循。文学艺术引领着时代风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风向标。

   1981年11月16日，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在东京举行，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角逐。经过了七轮28场激烈的争夺，中国队以七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

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一片沸腾！受“女排精神”鼓舞，北大学子率先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也是在女排第一次夺冠的这一年，一个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83年3月，中央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随后也成立相应机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涌现出了一批时代楷模。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蒋筑英，在追光路上积极探索，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成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航天工业部771所的罗健夫，淡泊名利、勇于攻关，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武汉空军部队的朱伯儒，与群众同忧乐、共甘苦，为群众服务，像一团炭火燃烧自己，温暖别人，被誉为“80年代新雷锋”；福建省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以“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精神，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终于在沿海建成了一道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竖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些动人的事迹，为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风风雨雨清楚地表明，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

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研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强调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这是党的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思想保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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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代号802。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演习，参演部队11万多人，出动飞机数百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火炮千余门。已经77岁的邓小平每场必看，但很少说话，只是看到演习高潮时鼓掌。他在思索着人民军队建设的方向和改革举措。

   演习结束后，举行了阅兵式。邓小平首次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他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建设的国际国内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这支具有光荣传统和历史的军队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军队规模逐步扩大，最高达到600多万。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训练水平、作战手段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军队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也不适应现代战争要求，肿、散、骄、奢、惰成为制约军队发展的严重问题。

改革势在必行，但到底该怎么改？1980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在那段时间里，这个问题成为人民解放军统率机关和高级将领们讨论的热点。

1980年10月，中央军委举行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邓小平在会上一锤定音：我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

    这一年，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第一步先进行消肿，把数量减下来，人民解放军连续两次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撤销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构，撤销基建工程兵，铁道兵集体转业，裁减生产建设部队，剥离军队代管的地方行政部门，将总员额减到了400多万人。而新调整、新变化也随之而来。

1983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宣告成立；1986年，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上世纪八十年代，运载火箭、前射导弹和通信卫星研制工作展开。

在这个会议室里曾经召开过许多次重要会议。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邓小平伸出一根指头，宣布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

这次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军队建设实行指导思想战略性重大转变，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实行精兵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1985年下半年至1987年初，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基本完成。大批军官脱下军装告别军营，摘掉伴随他们青春律动的领章和帽徽。队列还是那么整齐划一，军姿还是那么挺拔严整，但是最后一个军礼却那样凝重。

通过调整，大军区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7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机关精简近一半。1988年，开始新的军衔制度，建立文职干部制度。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高效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全面融入国家的改革发展，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时期。一批军事设施陆续改作民用，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开始走向融合，培养出大量军地两用人才，有力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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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对很多人来说，高科技还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模糊概念。是立即投入大量资金，跟进科技发展浪潮;还是先全力发展好经济，在科技发展方面采取“拿来主义”，各方争论不下。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的步伐，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来到中科院宿舍楼，敲开了光学家王大珩的家门。这两位为共和国科技前途而焦虑的“两弹一星”元勋，彻夜长谈。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

于是，他们与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一起，联名起草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四位科学家建议，中国要从现在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真正的新技术是引进不来的。

1986年3月3日，这份建议书被递交到了邓小平的案头。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邓小平，显然再一次被建议书中提到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触动。仅仅过了两天，他就亲自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随后的半年里，国务院先后召开七次会议，组织两百多位专家反复探讨、论证。1986年11月18日，这份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正式发布。由于科学家的建议和邓小平对建议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这个宏伟的计划简称“863计划”。

“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需要出发，选择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七个领域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重点。1996年又新增了海洋技术领域。

在整个计划的讨论过程中，经费无疑是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因为高科技就意味着高投资，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王淦昌提出：“能省就省，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中央最后竟批了100亿的专款，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的决断和投入，开启了新中国科技腾飞的征程。

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长达几十年的技术封锁;中国参与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在基因研究领域站到世界最前沿;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实践，引领了全球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提出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也成为了“863计划”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科技成果的大量转化，使高科技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渗透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邓小平：“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先后实施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

“863计划”的实施，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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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历史，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主题”。那么何谓“时代主题”？简单说来，就是人类社会在一个时代面临的全球性、战略性和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该如何把握新的时代主题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

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外的草坪上举行隆重仪式，欢迎30年来首访美国的中国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实现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之间30年的不正常状态，为我国正在推进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首先是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反复说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同时对世界当时存在的两个最根本问题发表看法。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方面之一。中美关系虽因售台武器等问题受到严峻考验，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保持稳定发展。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20多年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随着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到198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3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