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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泛黄的照片拍摄于1983年2月9日的苏州虎丘景区。照片上的邓小平正与游客一家三口亲切地拉家常。邓小平此次游览虎丘，开创了国家领导人来此参观不闭园的先例。虽然时值寒冬腊月草木荣枯，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笑容。

邓小平在苏州考察期间，深入基层，切身体会老百姓的生活变化。这次考察，对邓小平来说，意义非凡，十分重要。那么，他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前往苏州？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早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在邓小平的心中，“小康”目标是“降低了标准”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历史上有‘小康之家’的说法。小康社会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就我们来说，目标定得低一点有好处。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

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党内党外群情高涨，翻两番，能否翻？奔小康，如何奔？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热点。

1983年2月，在党的十二大正式确立小康目标后不久，邓小平前往江浙一带考察，他要在这些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的地方验证小康目标究竟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

在江苏苏州，浙江杭州，邓小平一路走，一路看，深入厂矿企业、田间地头、甚至亲自到农贸市场查看市民的菜篮子。一路上，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到2000年，江苏、浙江能不能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为期12天的苏杭之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苏杭农村的巨大变化，使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充满了信心。在返京的列车上，有人问他感受如何，邓小平高兴地说：到处喜气洋洋。苏杭之行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问题。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格拉称赞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邓小平：“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三大绘制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对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目标作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

从此，中国人民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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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此时，西方敌对势力趁机加紧渗透，国内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沉渣泛起，妄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最终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社会主义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发展，道路和旗帜会不会改变？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句话，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在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

党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老百姓的“菜篮子”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供求平衡矛盾明显缓解，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开业，向世界发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将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的强烈信号。

浦东开发开放，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由此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

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应对外部压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

1989年6月5日，美国政府和国会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进行污蔑和攻击，并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七月，西方七国首脑决定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和国际上不绝于耳的唱衰中国的论调，邓小平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这股逆流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

为扭转局面、争取主动，中国一方面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一方面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办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再次看到了一个开放、文明、友好、自信的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发现，“制裁”中国，不能使中国屈服，遏制中国，反而失去了巨大的商机，于是纷纷开始取消所谓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往出席。其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有效应对了种种外部挑战，中国外交更加坚定地朝着全方位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的旗帜依然在中国屹立、飘扬！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坚定信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改革开放，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勇开新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展现出日益光明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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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20日至22日，短短3天时间，香港多家报纸、电视台和外国驻港新闻机构，发出数百篇有关邓小平外出视察的稿件。香港和世界的舆论为什么如此关注邓小平的一次视察呢？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国内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举一动，自然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与八年前他看到的相比，深圳从一个大工地，变成了繁华都市。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小平同志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担心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深圳国贸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1月20日，邓小平乘电梯登上160米高、53层的国贸大厦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全貌。

看着眼前中国最年轻的大都市，邓小平谈兴很浓。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下去，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当年留下的现场影像，记录了邓小平那段著名的谈话：“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精辟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作为跟随采访的记者，见证并记录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全过程：‘’这个照片是第二天小平同志在国贸大厦听李灏书记的汇报，这个就是我，我心里很激动，我就感觉这是非比寻常的一件大事。”

1992年3月26日陈锡添撰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长篇报道，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3月30日新华社向海内外全文播发此长篇报道，世界各国主要媒体都纷纷转载和播发。

东方风来满眼春。南方谈话，使邓小平一生的光辉业绩达到新的高度。它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

它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引领中国改革开放迎来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1992年6月起，长江沿岸的5个城市陆续对外开放。此后，其他17个内陆省会城市及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中国由此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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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区西石门粮店的店员正在用毛笔认真地划去一排一排的粮票。

1993年，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年，也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第一年。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该如何建立起这一体制呢？

一天前，已卸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第三次来到中国。在和江泽民会面时，她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江泽民不同意撒切尔夫人的看法，并同她进行了讨论。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这实际上是一次就党的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寻求共识的“吹风会”。在讲话中，江泽民列举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几种提法，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会后，江泽民就此征求了邓小平等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并说：这样，党的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发表讲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但人们对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四个字，还存在不同认识。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 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我国的显著特征，必须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总体规划。

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先后作出系列部署，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同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1993年7月15日上午10时。

第一家来自中国内地的上市企业——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H股正式挂牌交易。从此，中国内地企业海外上市的帷幕开启。

这一年在香港成功上市的有六家国有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大批这样的国有企业通过改革，转变为股份制公司，提升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国内经济改革驶入快车道。

1992年之后，我国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不仅是粮食，交由市场定价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的生活资料。1993 年，我国取消粮票，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宣告终结，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进入历史博物馆。

这些改革和调整，从实际步骤上加快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全国呈现出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景象。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