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被毛泽东主席尊称为“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最前线的革命的老战士”。
1939年冬至1944年春,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经常破坏团结,制造摩擦,而又常把搞摩擦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
一次,时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指导工作的林伯渠去国民党行营开会,会上有人攻击八路军搞摩擦。他对此十分气愤,当即摆出国民党顽固派在邠州(今陕西彬县)搞摩擦的种种事实,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是啊,搞摩擦实在不应该,我们八路军全体将士在前线英勇抗战,流血牺牲,后方却有人故意搞摩擦。远在抗日后方的邠州,我们却有那么多伤员,实在叫人痛心,这究竟是谁在搞摩擦呢?!”顽固分子无言以对,转而指责共产党随营学校办得不好,安吴青训班不好管理。林伯渠以诙谐的语言反驳说:“大家都说得很对。蒋委员长叫办随营学校,我们就照办,还有安吴青训班,也是委员长批准的。既然大家嫌乱,又嫌办得不好,那就干脆搬到西安来办,这样大家来管理,岂不好吗?”停顿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至于有人说八路军办事处人多了,这话也有道理。贵军不是每个师在西安都有办事处吗?那就让八路军的三个师也分别在西安设立个办事处吧,这样办事处的人就不多了。”一番话,说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他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搞共产主义宣传”。林伯渠严正批驳道:“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这难道叫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一席话,说得那个副官哑口无言。
林伯渠半规劝半警告地说:“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为了缓和气氛,林伯渠说:“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的,最多是受了亲日派的挑拨,上了当。”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很快被粉碎了。在这场斗争中,林伯渠坚持党的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自卫反击,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人民的进步力量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政府中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
“三三制”是一个新事物,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都不大习惯,不可避免会出现某些隔阂。1943年上半年,在一次政务讨论会上,以党外人士身份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主持会议。虽然讨论结束时他表示没意见。可是事后签发文件时,又不肯在上面签字,表明实际上他是有意见的。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觉察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于是,林伯渠立即指示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与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交谈。李鼎铭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他聆听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演讲受到感动而出来工作说起,侃侃而谈,坦率地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见全部端了出来。最后他尖锐地提出:“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决定了。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
针对李鼎铭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边区政府党组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并制定了整改措施。从此以后,边区党内外关系日趋融洽,李鼎铭也不再说“你们党”了,而说“我们团体”。
1942年7月,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有人悄悄问李鼎铭从政感想时,李鼎铭爽快地说,作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处理问题时,他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他还表示自己对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深信不疑,士绅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伯渠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率先垂范,经常下乡走访群众,了解民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1941年12月,年迈体弱的林伯渠,冒着风雪严寒,率领二十多人到甘泉一带考察。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以甘泉三区两乡为对象,分头到各村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农村各方面情况,为边区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半个月后,林伯渠一行又去富县考察,在那里召开有县议员和绅士参加的县政座谈会。会上,议员们对专业盐运队和征收公粮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帮助政府改进了工作。在此期间,他通过走访群众,使当地有关婚姻、土地纠纷等四十多个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有外国记者曾这样评价林伯渠:从你的行动,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1960年,林伯渠逝世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