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松花江是流贯我国东北的一条大江。抗战时期，一首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强烈地触动了中国人的亡国之痛，歌声所至，莫不唏嘘，成为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这首流亡歌曲并不是创作于东北，而是诞生于西安，它的作者是张寒晖。

张寒晖（资料照片）

 1936年夏，张寒晖应邀二次赴陕，党组织关系也由北方局东北特委转到西安。登上西去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逃亡的东北同胞，一路上都在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车站，张寒晖听到一位东北同胞陈述哥哥、妹妹惨死在日本鬼子刺刀和枪口之下的情景，血和泪滴滴流进他的心头。

 张寒晖来到西安，在西安省立二中任国文教员。他和刘尚达组建西安实验剧团，发表了《歌谣概观》。这时，南京剧专教务主任陈治策先生来到西安，带来了一个剧本——三幕剧《鸟国》。这个剧本是“九一八”以后，陈先生为反对不抵抗主义而写的。内容是鸟国是个弱国，遭到兽国的侵略，在鸟王的号召下，全国上下紧密团结，打败了兽国。陈先生住在二中教员院，《鸟国》由二中课余剧团排练，张寒晖担任导演。这个剧有十多首插曲需要谱曲，周围又没有作曲家。张寒晖凭着对音乐的爱好和一腔爱国热情，开始闯作曲关。

 根据中共东北特委的指示，张寒晖常到已搬迁到西安的东北大学和东北新村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结交了许多流亡到西安的东北朋友，倾听他们的控诉。一张张满是泪痕的面孔，使他一次又一次回忆起，那年在北平，深夜里，东北姑娘的号啕大哭。那凄凉悲伤的声调，又融为定县妇女哭灵的旋律。寒晖开始“凑”他酝酿已久的歌了：“我的娘啊······”

 不！“我的家啊！······”

 家在哪里？“在东北沈阳。”

 不！“松花江比沈阳更富有魅力······”他沉思在诗与歌、情与景、文字描绘与令人激奋的旋律之中。每天晚上，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在桌上敲打着节拍，轻轻地哼着，常常哼醒了寄住在屋里的少年。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张寒晖终于谱成《松花江上》歌曲初稿。他反复修改，并征求赵文杰、李一青、孟华等人的意见，并多次试唱。

 1936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前夕，一位陕西学生骂东北同学是“亡国奴”。张寒晖听到这件事，在课堂上痛心疾首地说：“东三省是我们祖国的土地，鬼子占了东三省，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耻辱······”他激动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号召同学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接着他又说：“我新编了一首歌，现在给大家唱唱。”张寒晖如泣如诉地唱了起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在一堂？

 泪花伴着歌声，全班同学沉浸在无比悲哀与激奋之中。唱完之后，张寒晖一句一句地教大家一起唱。同学们在悲愤的歌声中，忘记了无聊的争吵，恨不能立即拿起枪杆去和日本鬼子拼命。

 “西安事变”之前的一天，在东北军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到西安的东城门楼上。他对学兵队的地下党员王林说，一位同乡作了一首好歌，说着试唱了一遍。随后写了一个便条，让王林到北大街西安二中找张寒晖要这支歌。见面后，张寒晖轻轻地哼着，让王林将歌词与曲谱一一记下，谦虚地说：“这支歌编出来不久，还不成熟，你们一边唱，一边修改吧！”

 王林将《松花江上》歌谱带回东城门楼上，由徐瑞林为学兵第一连教唱，紧接着又传唱给其他几个学兵连。

 “西安事变”之后，西安二中学生救国会宣传队在西安郊区学兵队改编为宣传队，分赴东北军各军、各师展开抗日宣传，于是《松花江上》的歌声传遍了整个东北军，更加激发了东北军官兵的亡国之恨和救国之情。人们每次唱完这首歌，都被凄婉的旋律和歌词所打动，都会流着眼泪高呼：“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王林还将《松花江上》词谱寄给北平地下党市委负责人黄敬，北平学联从黄敬手中得到这首歌，立即印成歌页，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广为传抄、传印、传唱，并迅速流传到全国。当时由于感到署名对作者不利，王林在寄抄时未写上张寒晖的名字，以“佚名”两字代替。

 抗日战争期间，张寒晖先后在西安、凤翔、延安等地创作60多首抗日歌曲。他创作的《军民大生产》等歌曲，和《松花江上》一样，成为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程的不朽之作。